日書隨筆

讀思婷(上)

  我是按照時間順序讀思婷的作品。因而,〈神探〉也是我讀到的第一篇。同時也是讓我驚艷的一篇。
  它大大地超乎我預期之外,竟是一篇推理中挾著高度喜劇諷刺性的小說。那讓我幾乎傻了。
  故事敘述一名解放軍的軍需處長老古,因為上級一聲令下「把位子空出來給年輕人!」的人事調動,而被外派到其他地方當差。幸好,他們還可以挑去的地方,老古於是挑了朋友多的天津。
天津的朋友沒讓他失望,排了個公安局長給他,下面的二把手岑永樂包攬破案率,老古可安心當個□局長……..本來應該是這個樣子的。
  但岑永樂開刀住院了。而屍體這時候翩翩/偏偏出現了。老古身為局長,不得不主持大局。但他當了半輩子的軍需處長,對破案這檔事一竅不通。
  他該怎麼辦?


  幸好他會當官。官字兩個口,他用力的擺足了姿態,吹足了牛皮,終於順心的將燙手山芋丟到底下的小伙子那裡,連哄帶騙,算盤打得精明。到頭來,「神探」岑永樂還倒過來稱呼他為真正的「神探」。這篇小說著實抓住了諷刺喜劇的精神,恰到好處的凸顯出荒謬。那些荒謬遍地生長,無所不在。
  也因為如此,〈神探〉若說是推理小說,還不如說是夾帶了正統推理形式的社會諷刺小說。屍體與兇手並不是重點,重點是警方荒腔走板的程序,以及政府更加亂七八糟的決策。
  這是我所閱讀到的、思婷小說中相當重要的一點成份。亦即反映中國在戰後到九零年代這之間,因為一黨專政、箝制思想而導致的嚴重扭曲。那樣的扭曲本身就是一種荒謬的具體實存。許多人被這樣的扭曲給傷害了,但也有許多人學會了如何應付這些扭曲。接下來的〈好好拍照〉正是那樣的一篇小說。
  故事描述一個小城鎮裡的照相館,有著兩名攝影師與一台相機,在某次批鬥過後,老的攝影師因為有「臺灣關係」而死去,剩下年輕的攝影師與一台相機。
  這時候屍體出現了。在公安局長也被批鬥致死的那個城鎮,負責的人於是成了三個不學無術的紅五類黨員。他們帶著小城裡唯一的攝影師,要他以唯一的那台相機拍下屍體的照片。
  但所有人都嚇壞了。他們不是專業的刑事人員,能面不改色的測量與檢視。他們跑了。負責的小混混隨便找了一個證據,說死去的女子是資產階級份子,該死。做出結論後就燒了屍體,想打發掉這個案子。
  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,死去的女子是該城鎮高層之女。這下子可要嚴格緝凶了。但沒有了屍體,就算把流放的老刑警再帶回來,也無屍可驗。該怎麼辦?
  於是他們想起了照片,找上了照相館的攝影師。
  他們不知道的是,攝影師因為毫無面對屍體的經驗而慌了手腳,照片拍壞了。
  攝影師該怎麼辦?
  這一篇帶著復仇記的味道,與〈神探〉中那開場便瀰漫著的喜劇氛圍相差甚遠。在這篇小說雖然筆調仍屬輕快,但我在那出人意表而大快人心的結局之後,讀到的卻是一種悲哀。小人物無力反抗大環境,但機會一來,他仍舊抓緊了那一個瞬間,孤注一擲。那樣的勇氣讓我動容,那樣的悲慟更顯深沈。什麼時候開始,中國變成那個樣子的呢?
  或許因為如此,那個結局對我來說是非得如此的。非得讓死者是意外死亡不可,否則衍生出案外案,小說本身便會變得冗長、變得無謂、變得搖搖欲墜;而年輕攝影師的復仇也就沒有了香味。
那樣的悲哀越來越深沈。到了〈死刑今夜執行〉與〈客從臺灣來〉,已然沈澱為一種傷痛。
  〈死刑今夜執行〉的主人翁是一位大字不識的老獄卒,是二十年忠貞的黨員。一日,黨抓到了叛亂組織中的三個成員,交給他看守,預計明天處死。沒想到天一亮,其中一人被勒死在牢房裡,而其他兩名成員則一直說著有女鬼來索命。
  人是誰殺的?怎麼進去的?又,為什麼要殺一個明天就要被處死的死刑犯?
  這實在是一篇非常優秀的小說。思婷不僅製造了密室,製造了一個更大、更有吸引力的謎團,最後更有力的推動人物的變化,達到意外的結局。在辦案的過程中,老獄卒逐漸違反了楚局長對他那片面的評價:「妻兒一堆,不會亂來;鄉下出身,大字不識一個,也就不會看地下傳單,不會看任何刊物,這種人沒有自己的思想……」
  〈客從臺灣來〉這篇小說,其角度則拉遠到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。彼時兩岸已然破冰,中國湧起一股臺灣熱,原先最恐怖的關係變成了最好的關係──但,傷痕依舊存在。
  主角是在文革中擔任紅衛兵的船員,與先前在文革中因有「臺灣關係」而遭受迫害,變傻的男子。故事的地點發生在密閉空間的船上,傻男子的爺爺逃到了臺灣,現在終於回來探親,爺孫倆相見歡,卻被發現死在船上的貴賓室……兇手是誰?為什麼要殺了老先生?
  這一篇小說讓人有點心驚。某種層面上讓我聯想到千島湖血案。也讓人想到中國的扭曲,其影響範圍其實並不只中國,甚至默默的牽連著臺灣。
  而提到有「臺灣關係」而變黑翻紅的故事,思婷於《販母案》中另有一短篇諷刺小說,寫一名在文革時期紅得不得了的司機,被設計娶了臺灣金門司令留在大陸、因為這層關係而黑到不行的女兒。沒想到十年之後風水輪流轉,輪到文革被批鬥,而臺灣也不再是禁忌,換司機黑、女兒紅。
  若單只這樣,那對台灣人來說,也不過是一篇描寫文革的諷刺小說。但最後女兒的父親,將軍大人出場了。
  將軍大人移民到加拿大。
  啊,那個情節於是與台灣人息息相關,那樣的諷刺性於是也與台灣人息息相關了起來。來來來,來臺灣;去去去,去美國。我偶爾會想,因為文革是天大的荒謬,造成了天大的扭曲,於是針對它的反思可以那麼樣的鮮明。相對的,臺灣沒有那麼大的扭曲(或者說,這些扭曲的進行方式相當有技巧的不聲不響),於是針對它的反思也就跟著曖昧不明了起來。
  臺灣的推理小說作者什麼時候能把這樣的反思默默的織進作品裡呢?不,在問這個問題之前,或許我們該問的是,什麼時候才能找出當時歷史的模糊輪廓,與大多數人都同意(或者說不激烈反對)的共同詮釋呢?
  讀著思婷先生的得獎感言〈弄斧號子〉,裡面提到了〈神探〉、〈拍照〉、〈死刑〉等三篇小說的創作背景,其中尤以〈死刑今夜執行〉的事件最令人難忘。那段歷史畢竟太過沈重,對於曾親眼所見、親身所感的思婷先生而言,或許更是如此吧。
  剩下〈最後一課〉與〈一貼靈〉還未討論到。〈一貼靈〉我想要與《販母案》中的某篇作品合併起來討論。但那樣文章就會太長。也就先這樣吧。


寫完要下tag的時候才發現這樣的斷代剛好是1980與1990。很有趣。


特別感謝呂仁的這個表,可以很輕鬆的找到思婷的作品。
[ 思婷作品 ]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23期(1986年九月號)〈神探〉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30期(1987年四月號)〈好好拍照〉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45期(1988年七月號)〈死刑今夜執行〉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55期(1989年五月號)〈客從臺灣來〉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65期(1990年三月號)〈最後一課〉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77期(1991年三月號)〈一貼靈〉


他山:
1989年〈最後一課〉 /呂仁
1987年〈好好拍照〉 /呂仁
1986年〈神探〉/呂仁
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2 /可可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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