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按照時間順序讀思婷的作品。因而，〈神探〉也是我讀到的第一篇。同時也是讓我驚艷的一篇。
　　它大大地超乎我預期之外，竟是一篇推理中挾著高度喜劇諷刺性的小說。那讓我幾乎傻了。
　　故事敘述一名解放軍的軍需處長老古，因為上級一聲令下「把位子空出來給年輕人！」的人事調動，而被外派到其他地方當差。幸好，他們還可以挑去的地方，老古於是挑了朋友多的天津。
天津的朋友沒讓他失望，排了個公安局長給他，下面的二把手岑永樂包攬破案率，老古可安心當個□局長……..本來應該是這個樣子的。
　　但岑永樂開刀住院了。而屍體這時候翩翩／偏偏出現了。老古身為局長，不得不主持大局。但他當了半輩子的軍需處長，對破案這檔事一竅不通。
　　他該怎麼辦？

　　幸好他會當官。官字兩個口，他用力的擺足了姿態，吹足了牛皮，終於順心的將燙手山芋丟到底下的小伙子那裡，連哄帶騙，算盤打得精明。到頭來，「神探」岑永樂還倒過來稱呼他為真正的「神探」。這篇小說著實抓住了諷刺喜劇的精神，恰到好處的凸顯出荒謬。那些荒謬遍地生長，無所不在。
　　也因為如此，〈神探〉若說是推理小說，還不如說是夾帶了正統推理形式的社會諷刺小說。屍體與兇手並不是重點，重點是警方荒腔走板的程序，以及政府更加亂七八糟的決策。
　　這是我所閱讀到的、思婷小說中相當重要的一點成份。亦即反映中國在戰後到九零年代這之間，因為一黨專政、箝制思想而導致的嚴重扭曲。那樣的扭曲本身就是一種荒謬的具體實存。許多人被這樣的扭曲給傷害了，但也有許多人學會了如何應付這些扭曲。接下來的〈好好拍照〉正是那樣的一篇小說。
　　故事描述一個小城鎮裡的照相館，有著兩名攝影師與一台相機，在某次批鬥過後，老的攝影師因為有「臺灣關係」而死去，剩下年輕的攝影師與一台相機。
　　這時候屍體出現了。在公安局長也被批鬥致死的那個城鎮，負責的人於是成了三個不學無術的紅五類黨員。他們帶著小城裡唯一的攝影師，要他以唯一的那台相機拍下屍體的照片。
　　但所有人都嚇壞了。他們不是專業的刑事人員，能面不改色的測量與檢視。他們跑了。負責的小混混隨便找了一個證據，說死去的女子是資產階級份子，該死。做出結論後就燒了屍體，想打發掉這個案子。
　　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，死去的女子是該城鎮高層之女。這下子可要嚴格緝凶了。但沒有了屍體，就算把流放的老刑警再帶回來，也無屍可驗。該怎麼辦？
　　於是他們想起了照片，找上了照相館的攝影師。
　　他們不知道的是，攝影師因為毫無面對屍體的經驗而慌了手腳，照片拍壞了。
　　攝影師該怎麼辦？
　　這一篇帶著復仇記的味道，與〈神探〉中那開場便瀰漫著的喜劇氛圍相差甚遠。在這篇小說雖然筆調仍屬輕快，但我在那出人意表而大快人心的結局之後，讀到的卻是一種悲哀。小人物無力反抗大環境，但機會一來，他仍舊抓緊了那一個瞬間，孤注一擲。那樣的勇氣讓我動容，那樣的悲慟更顯深沈。什麼時候開始，中國變成那個樣子的呢？
　　或許因為如此，那個結局對我來說是非得如此的。非得讓死者是意外死亡不可，否則衍生出案外案，小說本身便會變得冗長、變得無謂、變得搖搖欲墜；而年輕攝影師的復仇也就沒有了香味。
那樣的悲哀越來越深沈。到了〈死刑今夜執行〉與〈客從臺灣來〉，已然沈澱為一種傷痛。
　　〈死刑今夜執行〉的主人翁是一位大字不識的老獄卒，是二十年忠貞的黨員。一日，黨抓到了叛亂組織中的三個成員，交給他看守，預計明天處死。沒想到天一亮，其中一人被勒死在牢房裡，而其他兩名成員則一直說著有女鬼來索命。
　　人是誰殺的？怎麼進去的？又，為什麼要殺一個明天就要被處死的死刑犯？
　　這實在是一篇非常優秀的小說。思婷不僅製造了密室，製造了一個更大、更有吸引力的謎團，最後更有力的推動人物的變化，達到意外的結局。在辦案的過程中，老獄卒逐漸違反了楚局長對他那片面的評價：「妻兒一堆，不會亂來；鄉下出身，大字不識一個，也就不會看地下傳單，不會看任何刊物，這種人沒有自己的思想……」
　　〈客從臺灣來〉這篇小說，其角度則拉遠到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。彼時兩岸已然破冰，中國湧起一股臺灣熱，原先最恐怖的關係變成了最好的關係──但，傷痕依舊存在。
　　主角是在文革中擔任紅衛兵的船員，與先前在文革中因有「臺灣關係」而遭受迫害，變傻的男子。故事的地點發生在密閉空間的船上，傻男子的爺爺逃到了臺灣，現在終於回來探親，爺孫倆相見歡，卻被發現死在船上的貴賓室……兇手是誰？為什麼要殺了老先生？
　　這一篇小說讓人有點心驚。某種層面上讓我聯想到千島湖血案。也讓人想到中國的扭曲，其影響範圍其實並不只中國，甚至默默的牽連著臺灣。
　　而提到有「臺灣關係」而變黑翻紅的故事，思婷於《販母案》中另有一短篇諷刺小說，寫一名在文革時期紅得不得了的司機，被設計娶了臺灣金門司令留在大陸、因為這層關係而黑到不行的女兒。沒想到十年之後風水輪流轉，輪到文革被批鬥，而臺灣也不再是禁忌，換司機黑、女兒紅。
　　若單只這樣，那對台灣人來說，也不過是一篇描寫文革的諷刺小說。但最後女兒的父親，將軍大人出場了。
　　將軍大人移民到加拿大。
　　啊，那個情節於是與台灣人息息相關，那樣的諷刺性於是也與台灣人息息相關了起來。來來來，來臺灣；去去去，去美國。我偶爾會想，因為文革是天大的荒謬，造成了天大的扭曲，於是針對它的反思可以那麼樣的鮮明。相對的，臺灣沒有那麼大的扭曲（或者說，這些扭曲的進行方式相當有技巧的不聲不響），於是針對它的反思也就跟著曖昧不明了起來。
　　臺灣的推理小說作者什麼時候能把這樣的反思默默的織進作品裡呢？不，在問這個問題之前，或許我們該問的是，什麼時候才能找出當時歷史的模糊輪廓，與大多數人都同意（或者說不激烈反對）的共同詮釋呢？
　　讀著思婷先生的得獎感言〈弄斧號子〉，裡面提到了〈神探〉、〈拍照〉、〈死刑〉等三篇小說的創作背景，其中尤以〈死刑今夜執行〉的事件最令人難忘。那段歷史畢竟太過沈重，對於曾親眼所見、親身所感的思婷先生而言，或許更是如此吧。
　　剩下〈最後一課〉與〈一貼靈〉還未討論到。〈一貼靈〉我想要與《販母案》中的某篇作品合併起來討論。但那樣文章就會太長。也就先這樣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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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完要下tag的時候才發現這樣的斷代剛好是1980與1990。很有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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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感謝呂仁的這個表，可以很輕鬆的找到思婷的作品。
[ 思婷作品 ]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23期（1986年九月號）〈神探〉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30期（1987年四月號）〈好好拍照〉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45期（1988年七月號）〈死刑今夜執行〉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55期（1989年五月號）〈客從臺灣來〉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65期（1990年三月號）〈最後一課〉
《推理》月刊雜誌第77期（1991年三月號）〈一貼靈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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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山：
1989年〈最後一課〉 ／呂仁
1987年〈好好拍照〉 ／呂仁
1986年〈神探〉／呂仁
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2 ／可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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